宁稼雨教授所倡导创建的“中体西用”叙事文化学之所以能在“西用”上卓有成效，是因其能克服长期以来在“师夷长技”上存在的盲目性与无自主性，而其于此领域之理论与实践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的指标性意义，尽在其对“中体”的清楚认识和坚持，以及对传统中国学术价值的成功回归。
宁稼雨教授1
故事主题类型研究的实践性
——对文学经验的高强度直接感知
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尤其是已被公认为民间文学研究“不可或缺”[1.页]的“阿尔奈-汤普森AT分类体系”，虽然在以“泛欧洲”为主的民间故事研究工作上行之有效，但若要运用到中国叙事文学研究上来，其普适性无疑会有局限。
大多数论者注意到了这个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可能产生的问题，但鲜少有人去注意这一分类体系本身的特殊性，辨析其合理与否。而宁稼雨的理论表述和实践接触到了这一方面问题。
如宁氏所言，中国叙事文化学应包含“两个互有关联的组成部分：第一，编制《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第二，对各个故事主题类型进行个案梳理和研究。”[2.36]
此处的第一方面，其实就是通过借鉴西方主题学研究特别倚重的“AT分类法”来编制自己的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的想法。宁的理论表述从一开始就显露出与西方主题学研究微妙的区别，强调了对研究对象的分类和对故事类型的分析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有关联的”。
在另一处论述中，这个意思有更明确的表达：“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分为三个层面的工作，其一为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编制，其二为故事主题类型个案研究，其三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研究。三者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索引编制是基础，个案研究是主体，理论研究是指南。”[3.19]
《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此处多了“理论研究”作为指南一项，统领全局，用意不言自明，而索引编制与个案研究的关系，前者是工具是基础，后者是主体是目的，后者要重于前者，说得清清楚楚。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宁氏主题学与西方主题学的指导思想和目的之差异，已经见出。
以东方之“己”度西方之“人”，我们一般会想当然地认为索引就应该是个工具，其实不然。为索引而索引的事例，一如为艺术而艺术，在西方传统中比比皆是。
虽然AT分类体系建立之后，已经“引”出大量的研究成果，但那是后“索”者追出来的“无心柳”，而非先“引”者“有意”的初衷。索引有自己独立存在的意义，其与作为索引后续工作的研究是可以割裂开来的。
或曰，这又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初衷的指导思想会左右，甚至决定索引的性质。在其5年版《民间文学母题索引》的序言中，汤普森就宣称，其六卷本皇皇巨著“并不企图确定叙事艺术中各种母题的心理基础或它们的结构价值，因为尽管这些因素有其价值，但我认为这种价值对于民间故事和神话的系统整理没有多少实际帮助。”[4.10]
生怕读者不解其意，汤普森把这意思毫不含糊地再强调了一次，“虽然这样一个巨细无遗的清单[索引]可能已经为某种哲学讨论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此索引本身却有意回避这种讨论。”[4.11]此处所谓“哲学问题”是广义的，大概是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美学之类，或任何其它高大上论题。很明显，他要的东西非常简单，即纯粹的系统整理，巨细无遗的清单。
系统的整理，琐细的面面俱到的清单，这就是个问题。阿尔奈-汤普森AT分类系统列出了个故事类型，分列在一个由5个大类，19个小类，小类下又有次小类、再次小类组成的叠床架屋的数字系统之中。
《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上面提到的汤普森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是有别于AT故事分类的一个母题分类体系，将个故事母题分列于23种类，每个种类之下有大类，大类之下有小类，小类下有次小类，次小类之下还可再分。大类以下的项目以基本整齐的十进制架构组织排列。
不可否认，这两个相互配合的，条理清楚秩序井然的分类系统，虽也隐含着项与项、类与类、项与类之间在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上的相似、重叠、对照，和远近、亲疏等复杂关系，因而可以呈现故事类型或母题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发生、分布、流传与变异情况，但这种呈现的最终目的还是在明“类”之分别，以求对各个类的单一特性做更精确的定位（因此这种民间故事研究可以为社会群体身份辨别提供某种文化标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分类系统所力求的尽可能整齐的格式和尽可能完备的容量。比如，为了维持其完整全面的十进制排列架构，汤普森的母题索引编号系统还留出了不少尚无任何实际内容，必须等待将来新发现来填充的“空号”。
这种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性”的向往，可以用汤普森自己的话来解释：“如果试图将世界上所有传统叙事材料浓缩为秩序（像科学家在处理世界性生物学现象时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就必须对单个母题——即构成完整的叙述的分子——进行分类。”[4.10]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西方文化传统中强调形下现象背后的形上理式的思维惯性，对纷繁具象背后的抽象的、因而是纯粹而绝对的“真理”的执意追求，表露无遗。简言之，西方主题学的分类系统体现了一种通过对现象世界的认定来达到对“规律／真理”的掌握的思想文化潜意识。
与此相比较，以“中体”为原则的故事主题类型研究在材料的处理上大异其趣。如前所述，中国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从一开始就给主题类型的分类索引工作定了调，即分类必须为个案研究服务。“正确梳理和描述分析个案故事的文化意蕴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灵魂和要义。”[3.20]
唯其如此，类如何分，索引如何编制，都要以是否能为主题类型个案的文化文学解读分析提供充分的“前提条件”为标准。在这里，看不到那种对全面的，秩序井然的，能够与生物学分类相颉颃的类型索引系统的渴望，而只有对具体类型赖以建立的主题之具体内容的“合适度”与“充分度”的要求。
所以，很有意思的是，虽然目前已经有来自各方面的研究者从不同的切入点用不同的标准来进行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的索引编制工作，但从总体上说，研究者的着力点大多落在叙事文学史上的某些明显的“富矿”地带。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我们看到的是对一个个具体故事类型中的丰富的关联重叠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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