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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玉模式
石家河遗址玉器出土，在罗家柏岭、严家山、枣林岗等遗址都发现有较多的玉器半成品、边角料以及坯料等。这说明，后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应是在本地制作的。此外，一些疑似玉器作坊的遗迹或可反映彼时已有专门化的治玉场所，治玉已是一门独立的手工业。
据后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存世情况统计，考古发掘与传世馆藏的共达余件，若再加上遗址中尚未发掘的埋藏品以及私人手中的收藏品，数量或可达千余件。可见，在后石家河文化存在的年间，玉器的制作量是比较大的。从玉器实物资料特征来看，后石家河文化玉器有其独特的制作系统，成规模的玉器制作应是在一种“块状成坯”的生产模式下完成的。
在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中，轮廓大形为长方形的块状器占有很大比例，主要的器类如玉人首、玉虎首、玉蝉等绝大多数都为长方块状，且同一墓地出土的这类块状器物在质地、尺寸特征上都非常接近。以肖家屋脊遗址为例，其墓地出土的玉器颜色绝大部分为黄绿色玉，块状形器的尺寸也总体近似。该墓地出土的31件块状玉人首、玉虎、玉蝉中，绝大部分的长度集中在2.5cm左右，厚度则集中于0.4-0.9cm。就宽度而言，玉蝉在1.5-1.9cm之间，玉虎6件中有4件集中在3.1-3.5cm间，其中还有两件(W6:19、16)尺寸几乎完全相同。其他遗址出土玉器也有类似情况。如枣林岗遗址墓地，出土的玉器绝大多数为红褐色，其中出土10件完整形玉锛，除宽度在1.5-3.0cm之间的较大范围内变动，长度和厚度的浮动范围则非常小，10件玉锛长度均在2.5-2.6cm范围之间，厚度则在0.5-0.8cm之间。在枣林岗遗址，还发现有4件锛坯，它们可以拼凑到一起组成一件大的完整坯料，清晰地反映出大料分切处理的现象。
据上述，可推演出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中普遍存在的一类“块状成坯”的制作模式。即后石家河文化玉器是系列化批量生产的，其制作的步骤，应是将同一批玉料，用片切割技术分切成符合一定规定的、尺寸相近的长方体块状坯料，然后再根据母题造型琢制细部特征。这样一来，玉料会得到比较清晰的切分和充分的利用，同时加工速率也会有所提高。
除长方块状器的制作多有应用，这种生产理念也被转换到璜形器的制作上。如谭家岭W9出土的9件璜形玉虎，除玉质特征接近，还具有相近的长、宽、厚度以及弯曲弧度。可推测其应是先磨制出块状环形器，再等分切割，按统一的规范化造型雕刻制作的，故若干件玉虎看起来形制、尺寸若一。上述批量治玉模式应在后石家河文化中有很重要的应用，这一生产模式也为长江中游地区玉器数量在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激增提供了支撑。
治玉技法
史前时代，治玉工艺的发展特征是基本连续的，并伴随着阶段性的革新。在后石家河文化之前，治玉工艺在良渚文化时期被推向过一个极高峰。后石家河玉器并没有单一的沿循这一高峰，守旧于固有的治玉技艺，而是以异与良渚玉器的艺术表现形式，树立了另外一座高峰，达到了整个龙山时代的治玉最高水平。简要说来，后石家河文化玉器重空间上的立体表现力，而良渚玉器则以平面呈现为主。故良渚玉器将平面线刻水平体现到极致，后石家河文化玉器则将切磋琢磨等技法融汇贯通，充分展现立体雕琢与平面刻画的相得益彰。可以说，后者是早期玉雕技艺的集大成者。下面逐一归纳后石家河文化玉器所呈现的主要治玉技法，并论述它们间的创新性融合：
（一）浮雕
后石家河玉器多用块状成坯法切分为尺寸小巧的块状形器，故造型需呈现于方寸之间。在有限的琢制空间内（主要是厚度限制），后石家河文化玉器普遍使用了浮雕的艺术表现手法，通过符合一定规律的压缩处理，最大限度的表现出客体物象。如玉人首、玉虎首、玉蝉等最具后石家河文化特色的玉雕，一般均是用浮雕压缩处理手法进行雕刻的。
浮雕本是从绘画中派生出来的，是介于绘画与圆雕之间的艺术表现手法，其表现空间，既有绘画具有的想象空间，也有圆雕所拥有的实际空间。根据对实际空间压缩程度的大小，分为浅浮雕、高浮雕两种形态。浅浮雕起位较低，形体压缩较大，平面感较强，更大程度地接近于绘画形式。后石家河文化的神人动物形器大部分是平面布局、立体造型的浅浮雕作品，另还有一小部分则是在浮雕中穿插圆雕的高浮雕作品。
浅浮雕作品可以玉虎首为代表。后石家河文化玉虎首绝大部分为正面像，琢刻于长方玉片（块）上，雕琢方式基本一致：耳部、眼部以及贯通的额、鼻浮雕凸起，两颊压低，背面光素平整。浮雕一面整体的起伏落差不大。一般而言，浮雕压缩得越低，形体表面的起伏变化就越接近。玉虎首通常仅有不到0.3cm的起伏空间，要在其表面微妙的塑造出凹凸、显隐，使立体感得以呈现,这样的压缩处理手段是难以掌握的。但显然后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制作者，设计出了十分得当的空间压缩模式，虎首像起位舒缓，用线流畅，给观者和谐自然的视觉感。
相比于浅浮雕，高浮雕由于起位较高，形体压缩程度较小，因此在表现方式、塑造特征上接近于圆雕。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上有时也呈现出高浮雕中局部穿插圆雕的处理方式。石家河遗址出土品中的两件玉神人首均为高浮雕作品，这两件玉雕具有较明显的立体空间的起伏，做了较为夸张的面部特征处理。其在浓缩空间内，高点与低点的层次错落有致，提高了纵深感和视觉冲击力，体现了浮雕艺术在塑造原始宗教神祇形象时具有的一种特别的表现力。这两件作品，加上谭家岭遗址出土的另外一件人首形器，均是三棱形冠面，鼻部位于中棱线上，雕琢成高点，双眼则浮雕与两旁侧面。这类强调中线和左右对称的处理手法是具有特征性的，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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