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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科睿唯安公司（ClarivateAnalytics）年度的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CitationReport），今天的学术生产速度比以往更快，规模更大。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同时带来了若干的问题。首先是生产的过剩带来辨别研究质量高低的难题。其次，生产的过剩对学术阅读带来了深刻的改变。最后，也就是本文所追问的：当我们希望通过论文发表进行学术交流的时候，究竟什么意味着知识的积累？在影响因子、声誉和排名之外，我们从知识系统的深处还能看到些什么？作者的分析对象是社会学，且是十五年以前的社会学，但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对于整个社会科学所做的思考。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安德鲁·阿伯特（AndrewAbbott）。李印白图
让我从一个简单的悖论说起。一方面，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关于社会生活的描述性数据的水平在一百年前无法想象。当然，社会学的数据收集只提供了其中最微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数据在支付工资、销售商品和服务、税收、监督法律合规等活动中被动收集。但无论这些数据来自哪里，其数量都令人震惊。
另一方面，同样清楚的是我们对待社会生活的基本方法与一个世纪前相比没什么不同。我们有四种方法：功利主义的个人框架（theutilitarianindividualframework）、社会力量框架（thesocialforcesframework）、辩证法和其他冲突框架（thedialecticalandotherconflictframeworks）、过程／生态框架（theprocess/ecologiesframework）。除这些框架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也许又增加了一种新的、足以适合“信息世纪”的一般方法：认为社会生活基本上是关于符号系统（symbolicsystems）的制定。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一方面是大量的数据，另一方面是五种基本的理论方案——是无数层次的理论、概括、假设和风格化的事实等等。社会学中的积累问题基本上涉及到这些介于两端之间的各个层次。积累问题涉及到社会学工作的层次以中等速度变化，介于我们理论范式的“大静止”和微观数据的布朗式搅动之间。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处理这一积累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关于过去的工作究竟如何被使用的问题，一个关于对过去工作的知识和引用（citation）的问题。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关于特定理论的命运的问题，一个关于标签理论或新制度主义或地位获得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关于引用和关于研究计划——都或多或少地是积累这个基本问题的经验版本。
其次，我们可以把积累问题基本上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让自己转向科学哲学和探究哲学。相对于单纯的重复（repetition），什么是真正的积累？积累是事实堆积（pilingupfacts）的问题吗？是发展理论的问题吗？是范式转换（paradigmshifts）的问题吗？作为科学生活的模式，积累性的替代方案是什么？这些都是积累问题的理论版本。
最后，我们可以把积累本身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信仰来思考，并像研究作为自由主义政治一部分的平等主义或作为科层制意识形态一部分的效率一样来研究它的历史和功能。积累是生活世界中的真实现象，还是我们试图用以来理解我们职业生活的社会进程的一个符号？比如说，积累作为一种规范的真正目的，难道不是为了让我们放任自流，让我们只阅读过去十年的研究工作而不是过去一百年的工作吗？人们不禁要问，有多少研究移民的学生读过《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不多——但这是因为对积累的信仰让他们以为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杰作中所有的关键性片段都经过批评和“积累”的仔细筛选而被保存下来了。
在此，我将简要地谈谈这三个版本的积累问题。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答案，而是为了提出问题。我有一种感觉，我们大多数人对积累作为一种理想都有某种程度的信心，但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思考过它。所以我在这里的目的只是想提出一些思考积累问题所带来的困惑。
积累作为一个经验问题
那么，从积累作为一个经验问题开始。正如我在前面所建议的那样，在这里有两类事实需要注意。这两类事实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关于文章，另一个是关于文献。
首先是关于文章。我们很多人认为，过去的文献已经被人遗忘了。学生们似乎不知道教员辈熟知的那些意义深远的研究。学生们自近代作者那里引用早已为人熟悉的观点，仿佛后者发明了这些观点；最近布迪厄受到的这种敬意最多，取代了极糟的吉登斯。而我们的确可以看到，甚至主要学者们正在重新发现轮子——JohnGoldthorpe最近对声望的重新发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像二十年前PeterEvans、DietrichRueschemeyer和ThedaSkocpol（）对国家的重新发现一样。总的来说，我们似乎只是忽略了早期的工作。顺便让我指出——免得我自己也犯这个错误——HerbertGans在年写关于“社会学失忆症”（“sociologicalamnesia”）的文章时，也提出了同样的论点。他分析了24本书中的参考文献列表数据。而他又引用了PitirimSorokin年出版的FadsandFoiblesinModernSociologyandRelatedSciences（《现代社会学及相关科学中的时尚与弊端》）一书作为自己重要的前辈。如果Gans和Sorokin是对的，那么积累就不存在（除了在判断“积累不存在”这一情况外），这门学科用莎士比亚（）的话说就是“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和Gans一样，我也认为看看引用可能会很有趣。但与他不同的是，我选择了看文章的引用，那里包含更多的——也更稳定的——数据。当然，引用常常纯粹只是装饰性的，但还是那句话，如果真的有一种稳定的忘却过去的模式，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应该看到对一份期刊的引用的典型年龄保持不变，甚至可能越来越年轻，因为大量的近期工作越来越阻止我们对过去的挖掘。
碰巧的是，ISI保存的这类事情的学科领域数据的时间并不长，所以我们不得不在特定的期刊中寻找。（译注：ISI全称是InstituteforScientificInformation，它开发并推广了如“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等文献索引数据库。）然而这使我们能够排除ISI覆盖面的改变作为一个干扰因素，尽管同时也使我们面临着期刊惯常做法中的局部差异问题。我研究了五种期刊：《美国社会学杂志》（AJS）、《美国社会学评论》（ASR）、《社会力量》（SF）、《婚姻与家庭杂志》（JMF）和《社会问题》（SP）。对于每一份期刊，我都研究了ISI的两个度量——“被引用”（cited）度量是指这些期刊上的文章在特定年份被任何其他ISI期刊引用时的平均年龄，不以特定文章的引用次数加权；“引用”（citing）度量是指这几份期刊内出现的所有引用的平均年龄（据我所知，这些可以是对任何事物的引用，包括书籍）。当然，这里有各种问题——比如对某一书名特定页面的引用是否算作其全体还是一部分的引用，等等。但不管什么时候，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期刊之间都不应该有实质性的变化。只有当ISI的惯常做法发生了重大变动时，这些问题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而这种变动现在似乎还没有发生。（大多数ISI的变动都发生在覆盖期刊的种类上。）
我看了四年的数据——年、年、年和年——覆盖了大约30年的社会学研究。而这些数据几乎完全不符合“旧研究会被遗忘”这一观点。对于五份期刊中的每一种，无论是对文献的引用（citing）还是文献对这些期刊的引用（beingcited），引用年龄的累计分布都表明，该年龄变得越来越大。年至年间，被引用的AJS文章中，发表时间比引用文章早不到十年的比例从46%下降到25%。简单地说，年，46%的被引用的AJS文章——不管发表在何处——发表的时间比引用它们的文章早不到十年。年，被引用的AJS文章中只有25%的文章是在引用它们的文章之前不到10年发表的。在ASR，这个比例从44%下降到31%，在SF从46%下降到43%，在JMF从83%下降到46%，在SP中从54%下降到35%。除SF外，这些都是巨大的下降。综合来看，它们意味着这五份期刊上的被引论文向前方投下了越来越长的阴影。
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五份期刊本身的引用列表，我们会发现同样的模式。在年到年期间，在AJS发表的所有［文章的］引文中，其中出现的文章发表年龄不足十年的比例从60%下降到47%。类似的比例在ASR从61%下降到44%，在SF中从61%下降到48%，在JMF中从63%下降到56%，在SP中从66%下降到54%。事实上，即使我们将截止点从发表前十年降低到三年（以及中间的所有时间点），类似的下降出现在所有这些期刊中。我可以指出，最后的平均数与Gans计算出的“55%的引文来自过去十年内发表的作品”的结论相近，但略低于这个数字。
在我看来，这些事实与“当代学者比前辈更不重视早期作品”这一观点不一致。也就是说，与Gans不同，我认为杯子是半杯满而非半杯空，而且杯子正变得越来越满。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模式可能出于一些人为的解释。也许某些期刊包含的引文数量越来越多。当期刊扩大参考文献列表时，作者在某种程度上装饰性地增加了早期作品。但是，虽然JMF的总引用水平增加了一倍多，ASR和AJS却大致保持不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三者都引用了早期的材料。事实上，如果说存在什么变化的话，JMF引文的大量增加是由于引用了较新的材料，因为它的引用年龄是所有这五份期刊中最小的。所以参考文献列表的扩展似乎被排除了。另一种人为的可能性是，年代和年代科学出版物的极速扩张（目前的扩张来自更大的基数，所以速率要低得多）可能意味着年可供引用的资源要年轻得多。但这只能解释引用水平的老化，而不能解释被引用文章的老化。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测量水平太细，单篇文章可能会左右数据。这在没有详细数据的情况下很难判断，但举一个我熟悉的例子：据我所知，现代AJS被引用最多的三篇文章是MarkGranovetter关于“弱联系”和“嵌入性”的文章，以及JamesColeman关于“社会资本”的文章。而这三篇文章——当然在年的时候距它们的发表已经超过了10年——只占当年AJS全部次引用的11%。这还不足以［被认为］在数据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对过去工作的访问越来越有效——这个过程最终导致了JSTOR——可能仅仅使得旧的研究工作更加醒目，从而增加被引用的次数。（译注：JSTOR在年建立，为一个免费、非营利的学术数字图书馆。）这将使我们预期最近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飞跃——在年至年之间——但数据并没有显示出这一点。
这些解释都让人觉得有点像在乱抓救命稻草。对引用年龄老化现象的一个更有可能的解释——也让我们更接近于思考积累性——是年的数据由方法论上发生的真正的巨变所支持。年代末见证了回归分析方法的确立，以及更重要的是它们在预制软件（cannedsoftware）中的商品化。方法论的变动使许多早期的文章在方法上与当前的工作不可通约（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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