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记忆的长河里，沉淀着许多事情。随着岁月流逝、年事渐高，有些事儿依稀模糊、逐渐淡忘，唯有儿时举家逃荒一事，印象深刻、记忆犹新。影片《一九四二》真实地再现了七十年前河南大旱的情景，观看之后，大灾大难的轮廓越发清晰、粗重。回忆往昔，切骨心痛。
一
我的老家在河南汲县（现卫辉市），毗邻延津。旱情初始滑县，是灾难中心，后成放射状扩散到全省。烈日炎炎、赤地千里，农民心如汤煮，纷纷求雨于神灵。敲锣打鼓、吹唢呐、放火铳，抬着寺庙的菩萨塑像游乡。没有感动龙王，反招来蝗虫。蝗虫飞来，遮天蔽日。啃噬庄稼，像蚕吃桑叶，发出沙沙声，场景可怕瘆人。蝗虫飞走一拨，又来一拨，蝗虫过境，庄稼被吃得只剩下光秃秃的秸秆。
河南先遇旱灾、后遭蝗虫，夏秋两季，颗粒无收。全省，无县无灾、无灾不重。当地政府不问百姓死活，不但不赈灾，反而还要征粮，真是雪上加霜。
大灾荒演变为罕见的大饥馑。集市粮价不断暴涨，一天一个价，上午与下午不同。一斗小米（约12.5斤）卖到一百四、五十元，玉米卖到一百零六元。穷人买不起粮，只能吃麸皮谷糠，剜野菜、挖草根、剥树皮、碾枣核、轧棉籽。草籽、花生壳、蒺藜……凡是能果腹的东西都成了食物。
至今清晰记得，离开故乡前，我家最后一顿午饭是秕糠。秕糠漂在碗里，厚厚一层，不沉底。我和大哥尝了一口，拉嗓子。我们俩面面相觑，饿了一下午，谁也不愿喝。
可充饥的吃光了，有人开始用观音土填充辘辘饥肠。这种白色的土（可烧瓷器的高岭土）柔软滑润，只能充饥，毫无营养。吃后不消化、不吸收、腹胀难忍、排便困难，最后被活活憋死。
听说，个别地方出现了人吃死尸现象。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就在郊外拍过人与恢复狼性的野狗争食的照片，蒋介石曾为此勃然大怒，猛摔茶具。
更有一些听起来让人恐怖的传闻变成了现实。白修德回忆录中有一段毛骨悚然的记载：“在此之前，从未看到过，任何人为了吃肉，杀死一个人。这次河南之行，大开眼界。从此相信，人吃人在世界上确有其事。”
饥荒年代，饥饿主宰了一切。食物极度匮乏，又衍生了贩卖人口的黑市，卖儿鬻女随处可见。此时此地，无殊人间地狱，什么伦理道德，荡然无存。为了糊口，失去廉耻。年轻女子排成队让人挑选，一个大姑娘只换几升米，就被抛入妓院；有的男孩，脖领插根草棒自己卖自己。为图活命，只要管吃，分文不取就被“买”主领走。
有个拉弦子卖唱的民间艺人，因无法养活儿子，就将其子“卖”到了我的伯父家，换了几个麸面饼子。当时父子唯一的想法是吃饭生存。后来，这个乳名叫吕群的男孩改名为李天佑，成了我本家兄弟。
二
一九四三年，灾情加重，百姓面临饿死的危险。大批绝望的灾民开始背井离乡、外出逃荒，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
灾民流向有四个：一批南下进湖北；一批向东，越过战区，进入日本占领区；还有一批北上，进入抗日边区；而绝大部分灾民则辗转洛阳，沿陇海线西进，去了陕西大后方。
进入陕西的那一批，情况比在河南好不了多少。几百万灾民集中在一起，情况更糟。冯小刚导演的影片《一九四二》再现了西线灾民的悲惨境遇，令人震撼。
改变命运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
家父年生于汲县城东乡史庄村贫农家庭，祖辈三代以木工为业。民国十年，家父十七岁，到“华新纱厂”做摇纱工（现家中尚存父亲曾用的长柄猪鬃纱刷）。民国十四年二月，经孙清连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家父发展了两个共产党员，一个叫贾真，一个叫吴顺，成立了“三人小组”，家父任党小组长。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在共产党员吴庆生领导下成立了厂工会（见《华新纱厂兴衰启示录》），吴任会长，家父任“监视委员”。工会多次领导工人罢工，均取得胜利。党员常利用节假日，如元宵节，下农村宣传，夜间撒传单；深入基层，了解情况，然后向地下党组织汇报。
民国十七年，工会与县衙门斗争，结果失败，工会被解散。同年十月，国民党开始大肆逮捕共产党员。每逢星期六进厂搜捕，闹得人心惶惶、无法上班，组织活动严重受挫。
民国十八年二月二十日，家父离乡背井躲至天津避难，从而与组织失去联系。在天津“裕大”日本纱厂干活半年，躲过风头，又返回了华新纱厂，工作到民国二十六年日本鬼子进中国。在乡下打铁六年，直到民国三十二年，即一九四三年春。
这些坎坎坷坷的阅历，使父亲经了风雨，见了世面。
或许，父亲认为，华新纱厂曾经有个工会工友家住子房山；或许，父亲认为，有个本家哥哥早年已落户柳新。父亲便把投奔求生希望选择在徐州。命运把我们一家五口，从中国古文明发祥地中原抛向中国东部地区。从此，开始了艰难而生死未卜的逃荒生涯。
三
怎样逃荒呢？徒步当然不可，饥饿的身躯走不出灾区，就会倒毙途中；乘汽车？当年汽车还是稀罕物，一些人根本就没见过。剩下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车了，穷人买不起票，只有攀爬。
汲县铁路是单线，南北走向，北到北平、南接郑州。汲县车站很小，设施简陋，车站南北两边栅栏矮小歪斜，且有空隙。铁轨两侧天天聚集着一些逃生的灾民，不管是客车还是货车，也不管是南来还是北往，只要火车停靠，就拼命向上攀爬，以求挪窝，换个能活命的地方。
当年《前锋报》记者李蕤这样形容拥挤扒车的情形：“在开车之前，冲锋似的攀缘到火车的顶盖上，头顶炎炎烈日张着的火伞，脚下是烙人皮肉的镔铁，人们肩挨肩地一起堆砌着，四周乱七八糟堆满了他们所有的财产，土车、破筐及他们的孩子。车厢不能进，都往车顶上爬。”
逃荒攀爬火车极其危险。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洛阳火车站看到火车上跌下来人，当晚就自己看到的情景，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他还活着，不停地哭号，他的腿从胫骨处被轧断，枯瘦的骨头像一段白色的玉米秆那样突出来，露在外面。接着，见到另外一个人，也还活着，他的臀部血肉模糊。我给了他一点磺胺药，水和钱，并答应为他找一位医生，但一路上也没看到一位医生。”
我家很幸运，没有攀爬车顶。母亲背着包袱，抱着不到一岁的弟弟，穿过歪斜损坏的栅栏，父亲拿着扁担，提着装有被褥和锅的箩筐，我和大哥紧跟其后，一家五口，乘机迅速钻进车厢。
灾民背靠背、胸对胸，或胸贴背、肩挨胸地挤在两个车厢衔接处。不能坐，也不敢蹲。列车缓慢启动，下面有从缝隙吹进来的冷风，上面有从厕所飘逸出的屎臭和尿骚气，令人呕吐、晕眩。
列车超载惊人，堪比印度。车速很慢，摇摇晃晃，犹如没有吃饭、肚饥的灾民。车速虽慢，搭车受些罪，但总算有了盼头，希望能早一点儿脱离苦海，顺利到达徐州。
月黑风高，夜色茫茫。午夜时分，列车到了郑州。父亲凭借仅有的外出经验，知道在郑州需要转车，下车后就没出车站，让我们躲在一个僻静的旮旯，不要走动。
电杆上松动的路灯迎风摇来晃去，灯光闪烁昏暗，我影影绰绰看见父亲拿了一包老刀牌香烟，走向手提红灯的列车调度员，去打听东去的火车。
经调度员指点，我们穿越铁道，爬上第二月台。两小时后，再次扒上另一辆拥挤不堪的列车。车厢里根本无法插足，带着箩筐、锅、被褥也挤不进去，我们仍旧站在车厢衔接处。
咣——当当，咣——当当，上午，火车缓缓进入了开封车站。呜——哧——，火车靠在第一月台停下。从大人腿缝探头张望，情况不妙：月台上站满了日本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不知将要发生什么，心里扑腾扑腾忐忑不安。日本兵端着上刺刀的三八枪，枪头挑着日本膏药旗，恶魔凶煞般地立在那儿，身旁的大狼狗伸着红舌，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如临大敌。我和大哥生长在穷乡僻壤，头一回出门，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吓得要命。日本巡警手拿棍棒、皮带，见了灾民，劈头盖脸上来就打，嘴里不停地大声詈骂：Kula……八嘎呀喽！
原来日本人在驱赶没票的灾民，不让灾民搭乘客车。父亲也挨了两棍，幸亏那时年轻，躲闪及时，没打着头，仅蹭破点儿皮，受点儿轻伤。
火车搭不成了。母亲左臂挎一篮子，里面放着碗筷和手巾裹着的几块麸面饼，右手拄一根木棍儿；父亲怀揣仅有的一点儿多年积蓄，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放着被褥和锅，一头坐着小弟弟；大哥左肩背一小包袱，右手拉着碎步小跑的我，一家人前簇后拥，出了火车站，进了开封古城。
在车站附近，买了几片杂粮饼，填了一下饥饿的肚子，喝了几口水，算是一顿饱餐。
四
被赶下火车，逃荒受阻，灾民很沮丧，一时没了主意。父亲在火车站四处打听，寻觅搭乘火车的途径。
一位铁路工人讲，日本鬼子监视很严，开封车站根本无法攀爬，就是货车也扒不上去。热心的铁路工人告知父亲，要想扒火车，只有远离开封，去管理松散的小车站。最后他说，不少人去了兰封（即现在的兰考）——这是一条充满生机的重要信息。听到铁路工人的提醒，父亲很感激，心中重新燃起了新的希望。
开封离兰封约一百里路，若肩挑行李，拖家带口徒步跋涉，肯定困难不少。当天中午，父亲在火车站东边出口处，讨价还价雇了一辆人力平板车。
我搂着弟弟坐在板车中间，下面铺着褥子，腰间围着被子，前后塞放了两个摞在一起的箩筐、一个竹篮、一口锅、一个衣物包袱和些许日用杂物。出小南门，离开了开封，沿着城南的一条沙土路，缓缓东行。
十岁的大哥与父母空手跟着轻轻摇晃的板车，时前时后。不知大人忧愁的我，时而痴痴望着路两边高低起伏、慢慢后退的沙丘，时而向北眺望城墙的墙垛，以及被风吹来贴城墙堆起、与其等高的细沙，不知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不知要去的陌生地方是啥样，也不知道新地方有无同龄的玩伴……父母紧锁眉头，默默不语，好像对异地谋生思索着什么，眼睛望着前面，似乎对未来抱有一线的希望。
从开封到兰封一带多是沙地，路面松软，车夫很是吃力。遇到艰难路段，父母就伸手或推或拽帮一把。
三、四月份本该是万木吐绿、一片生机的季节，可一路走来，到处是剥光了树皮的树木，死气沉沉、满目萧条。
村庄十室九空，田园被撂荒。常见暴尸于野，旁边是破席卷儿、烂棉袄。几只凶残的野狗在撕咬血淋淋的尸体，歪着头咔嚓咔嚓咀嚼着尸骨；两只野狗拽着一根肠子，四足着地奋力向后蹬，像在拔河；一只大型凶悍狼狗，眼冒绿光，向逃荒人群张望；远处，有野狗在打洞、掏坟头。
残阳、黄沙、死尸、野狗，使大地显得阴森恐怖。傍晚，落单势孤的行者，说不定会变成野狗的晚餐。
朝行暮宿、餐风饮露，跋涉一百多里，第二天中午抵达了兰封。父母筋疲力尽，口干舌燥、头冒虚汗；长我四岁的大哥咧着嘴，直嚷嚷腿疼。
兰封车站小，管理果然松散，扒车少有人过问，逃荒灾民相对不多。由焦作开来装有无烟炭的车就停在兰封站外，我们很快扒上了东去的煤车。下午爬车，经民权——商丘——砀山，凌晨到了徐州。我们精力疲惫地下了车，满身煤屑、黑头黑脸，面目怪异。
一九四二
凌晨，街市弥漫着淡淡的薄雾。昏黄的街灯，没精打采，像瞌睡人的眼睛，蒙蒙眬眬。路人稀少，一个黄包车夫两臂驾着车把，拉着空车漫步街头，在寻找乘客。
东车站离子房山很近，鼻子底下就是路。
我们出了车站向北，走到宝兴面粉厂，徘徊了一阵儿，问了几次路。到了四道街口折向东，穿过北闸口，再经中兴街向南一拐，就来到了机务段东大门。
此时，东方已发鱼肚白，卖热粥的、炸油条的、煎锅贴的、卖馒头的已开始出摊儿。向摆摊小贩细细打听，竟得知华新纱厂曾经的工友就在附近，住子房山西麓半山坡。可能因他会画像，在附近稍微知名，挺好打听。打听到了住址，父母心里踏实了许多。
天亮后，母亲从篮里取出手巾包着的麸面饼，买了几碗热粥，全家围着小桌吃了早饭。锅贴、油条、白馒头则因囊中羞涩而不敢问津。可能是饥饿，也可能是第一次喝热粥，到徐州后的头顿饭特别香甜。吃完早饭，居然有好心人愿意领路，很快就找到了曾经的华新纱厂工友。
纱厂工友姓朱，瘦高个，穿一身灰色长袍儿。他住在狭长的小院，南北约十五、六米长，东西约三、四米宽，院里有一棵小椿树和一棵石榴树。东边外墙是小石块砌的，呈弧形。院外是一片空地，约半个篮球场大，路人可穿行；院内西边是一溜三间矮小的茅草屋。工友住南侧一间，约六、七平方米，床是两块门板临时搭的，与妻子、儿子、女儿四人挤在一起。其余两间住房东。
大清早，老乡突然“造访”，而且携家带口，他非常惊愕，一时不知所措，就忙去街道甲长家敲门请示，说明情况。还好，街道甲长通情达理，同意收留。
太阳升起来了。清晨，飘浮在山坡上丝丝袅袅的薄雾开始慢慢地散去，山上的石级小路看得清清楚楚。纱厂工友就带我们一家沿着小径拾级而上，从北侧到了子房庙，在乾隆御碑亭里暂时安顿下来。随后，又送来一张苇席，父母千恩万谢。
呆了几天，发现碑亭八面来风，不挡风遮雨。一天，春寒料峭，细雨蒙蒙，冻得我和大哥嘴唇发紫，紧缩脖子躲在御碑后搓手跺脚。过路的好心人见状，说庙里没人，建议我们搬进去。父母不敢造次，怕惹麻烦，只挪到大门北侧廊檐下的拐角处。
六
一九四三年，豫灾在发展，逃荒在持续。
子房山海拔米，居高临下。站在御碑亭内向西望，东车站内车辆运行状况一览无余、尽收眼底。来往车辆，看得一清二楚。
夕阳西下，常见由西陇海过来的货车爬满了灾民，黑压压的，像连绵起伏的小山。极度贫穷的灾民多穿黑色棉衣，逃荒又常扒煤车，在车上经风一吹，满身煤屑，黑头黑脸、黑手黑牙，简直像鬼；因扒车顶，饥寒交迫，手脚僵硬，常有灾民一下火车，扑通一声就栽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成了真鬼。
所以，徐州东站票房北侧东墙根儿（现徐州饭店东侧），常见饿殍满地，有时盖着苇席，有时暴尸露天。每天卍字会（有似红十字会，医院）来收尸，抬到荒郊野外草草掩埋。可是，第二天又是尸体一片。
更惨绝人寰的还是郑州。《前锋报》记者李蕤在四月六日的采访报道中说：“在郑州两个礼拜中，便抬出一千多死尸。”
偃师、泗水、荥阳、广武……广大黄泛区，每天死亡的人都数以千计。
徐州，火车站、天桥、复兴路、大坝头、四道街、中兴街见到最多的就是灾民的身影，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在一道街，一个蓬头垢面的小乞丐沿街乞讨，眼神呆滞，蜷缩在破麻袋片里瑟瑟发抖、毫无生气；在钟鼓楼，一个苍老乞丐步履踉跄，伸出的手尽显血管，全身酷似骨骼挂图。
七
子房庙北侧约一百米处，有一座废弃的二层小楼，坍塌了一少半。据说台儿庄大战时、日本鬼子进攻徐州前，飞机炸塌的。
朱姓工友可能为了省房租，也可能嫌租房小、人挤住不开，就搬进了废弃的小楼。他觉得我们住在庙门廊檐下不是长远之计，就邀我们也搬过去做个邻居，以便相互有个照应。随即，我们也搬了进去，中间用高粱杆编了个篱笆，糊上旧报纸，把两家隔开。他们四口住里间，有床；我家五口住外间，铺了两张芦席，席地而卧，水泥地面冰凉。外间没有门扇也无门框，门洞敞着，而且山墙半面裸露，白天，能看蓝天白云；晚上，可观满天星斗。
过了不久，我们发现刮风下雨楼顶漏雨不说，还时而掉泥土、瓦片，有种不安全感，怕瓦片砸头，于是另谋对策。盖房不可能，那是奢望，只能搭窝棚。
经过一番“考察”，窝棚地址选在废弃楼南面大约十五米的河北同乡会西大门路边岩下，就着岩下石壁搭建窝棚，可免砌一堵山墙，省一些建材。
过了月余，稍微积攒了一点儿钱，父亲就去黄河五孔桥一带（建国东路）买了几根长棒、几捆高粱秸秆、几张芦席和苇箔，就动工了。其余的，就地取材。母亲敏捷麻利，勤苦能干，竟能搬动方正的大石块，打地基、垒墙，俨然像个瓦工。那时母亲年轻，顶个男劳力。
码放齐整的大石块是原楼主盖楼没用完剩下的，砖是楼坍塌掉下来的，小石块山上俯拾皆是。
某日正搭窝棚，被楼主发现，我们以为窝棚搭不成了，要出麻烦。谁知楼主不但没阻止，反而高兴地说：“盖吧，盖吧……你们替我看好这里的石材。”我们松了口气，父母千恩万谢。
又一天，一甲长路过河北同乡会，走到路边向西低头一看，居然会有人在他的辖区内“大兴土木”,就开始详细盘查父亲的来历。他站高处问，父亲停下手中的活儿，抬头仰视，一一回答。甲长看我们一家人憨厚善良、淳朴本分，且父亲谈吐不凡、明白事理，便发了善心，大包大揽，主动说给我们办户口。父母喜出望外，又是千恩万谢一番。
甲长操着唐山口音，说话口气很大，似有背景。果然，第二天保长就把户口本亲自送来并“现场办公”，保长代填写，父亲摁指印，还发了一个灾民购粮本儿。厉害，保长听甲长的！
没想到，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落了户。我家入了徐州籍，似李树异乡萌新根儿。
天下没免费的午餐！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十一岁的哥哥，每天要给甲长送水。子房山脚有根自来水管，从机务段东墙向外伸出，从那儿接满两桶挑到山顶，要挑满一大缸和一大洗衣盆，钵满盆满。挑水上山，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副重担，大哥的肩膀常常磨得红肿；母亲则隔三差五，去甲长家取脏衣洗净晾干，再叠得板板整整送回。
母亲取衣送衣，就认得了甲长一个邻居，是一对儿夫妻，河北人，很富有。可人到中年，膝下无子。得知我家逃荒，生活窘迫，愿出十块大洋领养我家小弟，被母亲断然拒绝。
一日，母亲外出。河北女人趁机硬从我手中将弟弟抱走，说领家玩玩。河北女人抱着弟弟边跑边亲吻，笑嘻嘻的。母亲归来，不见了孩子，心急火燎，待问清缘由，便三步并作两步，风风火火跑到河北人家中将弟弟夺回，紧紧揽在怀里。母亲回来，眼噙泪水说：“就是饿死……也，也要死在一起。再穷，也不卖亲骨肉……给座金山也不换！”
母亲，是人间第一亲；母爱，是人间第一情。为人父母，天下至善！
八
简陋的窝棚搭好了，分里外间。父母和弟弟住里间，我和大哥住外间。棚内没有床，对着岩壁垒个曲尺形的石沿儿，填土找平夯实，是个没烟道的土炕，铺上席子就是床。搬进窝棚，不再颠沛流离，和父母住在一起，找回了家的感觉。居有住所，可以“安居乐业”了。
里劳力是父亲和哥哥。父亲做小生意，先是挑担沿街叫卖蔬菜，后改卖煤核。家里经济来源主要靠父亲，大哥是帮衬。
起初，医院建筑工地打工，搬砖、送瓦、提灰浆。因是童工，只拿一半工钱，成人每天一元，他领五毛，当天收工就发“工资”。
我年龄小，当年七岁，不能挣钱。但是，我解决了家里的“能源问题”。每天吃完早饭，肩上背个袋口儿用圆铁箍撑起的小布袋，手中拿个粗铁丝拧编的小耙（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小时用的与我的几乎一样），去机务段倒出的炉渣堆中捡煤核。冬天，小手冻得像胡萝卜，捡着刚出炉冒着水蒸气的煤核，还暖呼呼的。
父亲做小生意，哥哥打零工，收入微薄，全家勉强糊口度日。偶尔，父亲生意赔本，哥哥找不到活儿，家里就会吃了上顿没下顿，揭不开锅。此时，母亲就让我拿个碗，到四邻吃百家饭，婶子大娘见我面熟，倒也慷慨大方。有时，也到中兴街小餐馆讨些残汤剩饭带回家。幼小年纪祈求怜悯施舍，心灵受到创伤。此事刻骨铭心、没齿难忘。为了肚皮，丢失了自尊，这是我童年的隐痛。
现在见到乞讨者，我会躬身，轻轻地把钱放在他的器皿中。
不久，铁路机务段招擦车工，专招小孩、不招大人。瘦小的大哥被相中。蒸汽机车检修完、点火前，车头上污迹要清除，用棉纱蘸机油擦净擦亮，这活儿当然属于擦车工。擦车工还有一项活儿鲜为人知，即掏烟灰。掏烟灰要低头弓腰，从狭小的锅炉口钻进炉内，用半米长的“挖耳勺”，从蜂窝般的几十个烟管里，将精细烟灰一点一点掏到簸箕里。在炉膛干活儿特别受罪：一是受炉膛余热炙烤，汗流浃背；二是空气混浊，令人窒息；三是飘浮的精细烟灰呛入气管，刺激喉咙，会咳嗽不已。
掏完烟灰浑身漆黑，成了黑人。黑额头、黑鼻孔、黑耳郭，洗也洗不净，天天吐黑痰。
抗战胜利，大哥就不再干擦车掏灰的脏活儿，改为拉平板车了。现在，大哥气喘咳嗽，想必是当童工时的职业病后遗症。
后来，大哥因读过几天私塾，略认几个字，于是通过人脉关系在天桥西下坡儿北侧一家公司，谋得一个抄抄写写、洁净的差使。
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逃荒到徐州的灾民很多，分散在市区各个角落。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胸怀大度的徐州人，具体接纳了多少灾民，无案可稽。但有两个“灾民聚集区”，老一代徐州人是知晓的。一处是在从五孔桥到鸡嘴坝（现和平桥）黄河西岸一带（即现九中）；另一处是在北关二坝窝。
我称“灾民集聚区”，是意欲区别“城市贫民窟”。
“贫民窟”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因恶性土地兼并和恶性通货膨胀而形成。贫民窟成员复杂，来自四面八方，有吸毒卖淫犯罪团伙和黑社会组织。
“集聚区”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灾民临时集聚，成员单一，没有吸毒卖淫犯罪团伙和黑社会这些乌七八糟的组织。如，汶川地震的灾民集聚区。
居住二坝窝的多为淳朴的农民，他们以打工、做小买卖维持生计，靠诚实的劳动安身立命。他们从事的多是社会底层职业，如建筑工地的瓦工、车站的搬运工、街市中的人力车夫……烧茶炉、开小铺、挑送水，挑卖馒头，或元宵、烧鸡、猪头肉、青菜……
不但如此，二坝窝灾民还有自己的学校。一对开封的师范生夫妻办了一所蒙学（也称义学），在水楼子（水塔）东边的高土岗，筹资、出义工，盖了一间约30平方米狭长的教室，免费招收了40多名灾民的子女，进行复式教学，让灾民的孩子受到一些最基础的教育。
日本投降后的一九四六年，我家搬到二坝窝，盖了三间石地基、土坯墙、石灰顶的房子，坐落在陇海铁路北边拐弯处（解放后又增修了一条津陇联络线）。那儿原有一百四、五十户河南人，仅有少数几家山东人和本地人。
住这里的灾民多是同乡、同村、亲戚和曾经的邻居或同事。他们住在这里，有共同的经历、共同的习俗，听着熟悉的乡音，享有亲切的乡情，彼此关心照应，相处和睦。
斗转星移，岁月流逝，二坝窝的灾民住户逐年减少，到一九五零年农村土改时，95%的灾民已返乡回家分地去了。遗憾的是，有的家庭，成员却已残缺不齐。
在成千上万逃荒的人群中，我家是最幸运的、罕见的，成员一个不少。为此，父母常常感到欣慰，似有一种成功感、成就感。认为把孩子带离苦海、抚养成人，尽到了做父母的义务和责任。
逃荒过程中，许多人家破人亡。延津县有个郭有运（实际无运），带领全家逃往陕西，没想到五年后返乡时竟孤身一人。
现代作家刘震云年采访时，这位老人回忆：出门时，有他娘、他、老婆、三个孩子，六口人，推一独轮车往陕西走。在逃荒路上，儿子被火车轧死；为给母亲看病，卖了一个女儿；后来母亲和另一个小女儿病死；最终，妻子被拐去。面对逃荒的结果，他选择了返乡。他说：“我就想死在那儿，离亲人近些。”
老人悲惨凄凉的述说，令人郁闷压抑、沉默无语。
一九四二年这场大灾难已经过去，凝固成一段历史。面对历史，我们应该头脑清醒：
七十年前的大饥馑，造成三百万人死亡（白修德说是五百万），天灾是诱因，导致大饥荒真正的原因是人祸：集权体制，言论自由缺失。
今天重述这些苦难，让苦难重现在后辈人的记忆中，是亲历者对逝者的责任，也是对历史创伤的修复。
遗忘苦难，苦难就失去意义。对苦难讳莫如深，历史就会循环，“一九六二”就是明证。
以史为鉴。只有铭记这些苦难，历史才不会重演；只有让历史昭然若揭，才能清晰认知我们的民族是如何才走到今天。
想想当年，我们应该珍惜今天！
